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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孝乾被捕后,谷正文将他与16岁妻妹关在一起,蔡:吴石是地下党



众所周知,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瓦解的。相比于敌人,背叛者对于我们的伤害往往会更大。背叛者的级别越高,破坏力越强。 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,潜伏在国民党中的吴石之所以被捕杀害,地下党遭遇失败,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台湾地下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。 1950年1月29日,蔡孝乾被捕入狱。审讯室中,他的态度很强硬: “我党很快就将奄奄一息的国民党赶下海,到时我就是解放的头号功臣。” 然而谷正文没有说话,只是静静地看着蔡孝乾。 后来,他在回忆录中提到:“一个人说话是不是诚恳,从他的双眼大致可以看得出来。蔡孝乾被捕后的最初几天,虽然应讯大致得体,但眼神却飘忽不定。” 正所谓:眼睛是心灵的窗口,嘴巴能骗人,但眼睛却骗不了。 当时,谷正文立即断定,蔡孝乾是贪图享乐又怕死的人。于是谷正文安排手下满足蔡孝乾的一切需求。 一周后,蔡孝乾终于开口:“我想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。” 特务们带着他前往波丽露西餐厅。当牛排端上来时,他吃得狼吞虎咽。可在特务们兴高采烈地等着蔡孝乾招供后,他却突然跑了。 蔡孝乾是台湾彰化人。甲午战争后,日本强行割占台湾岛,推行“皇民教育”,强迫台湾青年学习日语。因此,蔡孝乾凭借对日语的精通进入了我党的视线。 1924年,蔡孝乾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。当时,社会学系是由邓中夏创办,我党的进步人士瞿秋白、施存统、彭述之等在其中讲课教学,吸纳有理想、有才华的学生。 很快,蔡孝乾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成为了台湾左翼学生中的活跃分子。 3年后,在我党的支持下,林木顺、谢雪红、翁泽生等7人在上海建立“台共”。根据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,“台共”原本在“日共”的领导下活动。 但实际上,“台共”与我党走得很近。 1932年,红军解放漳州,蔡孝乾也被吸纳到苏区工作。他有文化,又是少有的大学生,因此很受欢迎。 当时,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亲自接见了蔡孝乾,对他表示了热烈欢迎:“苏区的物质条件虽然差,可只要能吃苦,工作还是很愉快的。” 但对有理想的蔡孝乾而言,苏区的生活无疑是幸福的。他后来提到: “红军占领漳州后,带给我的是根本性的意识形态、观念方面的改变。从那天起,我就成为红色战士的一员了。” 其实,在苏区工作期间,蔡孝乾一直受到我党的看重,并与很多高层有直接的接触。 前往江西瑞金时,蔡孝乾偶遇了毛泽民,和他轮流骑马,畅聊革命。苏区召开“反帝总同盟大会”后,蔡孝乾又与毛泽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经常聊到深夜。 1934年,蔡孝乾跟随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。要知道,长征路途遥远,个中艰苦非常人所能战胜。对于革命队伍而言,本就是一次提纯。蔡孝乾能够走完全程,足以证明当时的他确实是位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。 而他在长征中的经历,也成为了日后担任台湾地下党负责人的资本。 抗战爆发后,蔡孝乾跟随八路军总部前往山西抗日。尽管没有出现在前线战场,可蔡孝乾在对敌宣传和管理日俘上也做出了一定贡献。 后来,前线形势严峻,我党出于“保存干部”的原则,将他调回了延安。由此可见,蔡孝乾在我党队伍中的重要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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